“赴越投4月中旬，天气阴沉的越南北部北宁省来了一批过百人的中国企业考察团。这种大型考察团上一轮的密集到访是在三年前，中国疫情政策调整后，高峰期再次到来。

在这个百人考察团里，有做薄膜的、做模具的、做模切的、做化工原料的、做工厂地面的、做无尘车间的，还有做劳务派遣的，绝大部分企业集中在深圳、东莞。

北宁省是中国考察团必访的一个省。它位于越南北部农产丰饶的红河三角洲（Red River Delta）地区，是越南最小的省，同时也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。离中国近、人口稠密、政策优惠，让北宁成为中国工厂南下的重要落脚点。

这几年来，北宁省对外商实行了“一个窗口”政策，及时帮助外商办理投资手续，最大化缩短审批时间，北宁工业区吸引了众多外企。苹果供应链上最大的组装供应商富士康的越南生产基地就在这里。

一位常驻北宁的中资企业负责人说，这是他第一次在北宁见到这么多中国人，中餐厅人满为患。当地的中资企业没有这么大的会议室，只能分批接待，或者腾出员工餐厅。

对于北宁来说，一拨又一拨中国人到来是新的机会。但上述中企负责人观察，中资企业对越南的投资态度外热内冷。“嚷嚷着要出来的人多，实际落地的少。”

热闹之下，仍是犹疑。

徐进，某苹果供应链厂商海外业务负责人，随考察团第一次来到越南。这一天，他从轰鸣中的电子厂走出来，在门口急促地抽着烟。在他身后，年轻女工们扎着长长的麻花辫、穿着拖鞋，交谈间两手一折，不疾不徐地打包出一个成品。空气中弥散着轻微异味，粉尘浮动。

“至少有一半产线是停摆的。”徐进看出了蹊跷。他踩灭烟头，“日子都不好过”。

徐进近期去了一趟美国，苹果公司对接的客户负责人明确告诉他，要求他的公司一定时间内必须在越南或印度设立工厂，产能规模不作要求，但必须要有。

中国公司跟随苹果全球生产策略往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迁移，最早要追溯到五年前。越南被公认为是东南亚最适合建设工厂的国家。能脱口而出的优势包括：劳动力丰沛、成本低。但近三年，越南的光环正在消退。

今年一季度，越南GDP（国内生产总值）同比增长3.32%至974.2亿美元，较去年8.02%的增速大幅放缓；出口同比下降11.9%，其中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15%，电子产品出货量同比下降10.9%。

全球消费电子行业低迷已超过三年。市场研究机构IDC数据显示，2023年一季度，全球智能手机、PC、平板电脑的出货量同比分别下滑了14.6%、29%和19.1%。

苹果被认为最具韧性，现在也显得吃力。2023财年二季报（为2023年一季度），苹果营收同比下滑2.5%至948.4亿美元，净利润同比下滑3.4%至241.6亿美元，已连续两个季度下滑。对于苹果供应链中的数千家公司来说，这不是一个好兆头。本就不充裕的订单里，飞往越南、印度的多了，飞向中国的就少了。

考察团里的一位电子厂老板在餐桌上吐槽越南的各种不便，比如基建不全、配套不齐、地价过高。有人接了一句话，“但这里有订单。”

沉默了一会，他接上话：“不动是等死，出来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”

规模庞大的中国考察团需要三辆大巴车才能装下。供图/主办方“中印越电子（手机）企业协会”

中国工厂向越南转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：2010年后，越南承接的中国产业转移以鞋服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，主要出于人力、地价等成本要素的考虑；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，美国连续多轮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，电子行业是重点，由此引发了以出口美国的电子企业为主的第二波转移潮；现在，外资企业的供应链策略加速由“all in中国”转为“中国+N”，以苹果为代表的转移，成了一大新趋势。

果链是以苹果为核心的供应链。在中国，果链上有超过150家供应商、259个工厂，分布在河南、广东、江苏、浙江、湖北、四川、重庆等地。这些供应商与它们的供应商自中国向东南亚、南亚迁徙，一条条无形的丝线已汇集成一张巨大的网络。

今年一季度，韩资企业对越南的投资额锐减70.4%至4.74亿美元。韩资在退场，中资却不得不入场。为了拿下美国市场的订单，到越南生产是一个必选项，哪怕越南的生产成本比中国更高。

但对于果链企业来说，到越南去，不再是一种选择，而是别无选择。但考察团成员认为，越南政策红利期最多还有三五年。

向外走的果链从业者有着潜在共识：如果未来再出现一个iPhone4般的产品，要做好苹果不再眷顾中国的准备。

自越南首都河内向东北方向，40公里的公路需驾车一小时，穿过水塘和一年三熟、绿油油的水稻田，掠过南方农村常见的平房和小楼，如同时空穿梭，眼前迅速从田园牧歌式的景象跃入工业大生产时代。

富士康、立讯精密、歌尔声学、蓝思玻璃、领益智造、裕同包装……苹果供应链企业的园区鳞次栉比地排布在一起，厂房绵延，看不出边际，几块木板支撑起路旁瘦小的行道树。深蓝色的围挡里，塔吊、混凝土搅拌车和挖掘机又建设着新的厂区。

苹果的抉择是商业与非商业因素叠加的结果。去年疫情曾造成苹果产品一时供应短缺，美国政府又向苹果施压。出于供应链安全的考虑，苹果加速将供应链转向越南、印度。越南以生产耳机、电脑和平板等产品为主，印度以生产手机为主。

第三方市场调研机构Counterpoint高级分析师Ivan Lam解释，前者这类产品的生产难度比手机低，且印度市场需求没有显著增加，与中国接壤、物流方便的越南因此更受供应商青睐。而手机的生产体系复杂，需要庞大的资源，再加上苹果手机在印度的市场潜力巨大，印度也因此担负起了生产苹果手机的重任。

多位越南及印度果链人士告诉，苹果的策略很简单，一定比例的订单必须转移向海外，谁在海外有厂，订单就给谁。

富士康、歌尔声学将分别投资1亿美元和2.8亿美元在越南新建工厂。苹果镜头、摄像头供应商舜宇光学今年3月提出，将投资20亿-25亿美元在越南新建工业中心。中国台湾笔记本电脑代工大厂广达近期也宣布，将投资约5000万美元，首次在越南建厂，业内人士猜测是为了生产苹果电脑。

除了新建工厂，国内原有的果链产线也在外迁。《财经十一人》了解到2022年底歌尔声学在失去了一批苹果耳机订单后将11条苹果产线转移至越南，占苹果产线的比例约为70%-80%，国内留下了研发团队，以及汽车、VR等产线。

歌尔声学回应，因保密协议不便透露客户生产线、供应链等问题，国内仍是公司的大本营，从零组件到相关整机研发，制造等。

但即便多家果链头部企业落地已久，越南的供应链生态土壤依然贫瘠。绝大部分原材料、设备依然要从中国进口，能在越南本地采购的品类少、质量一般，且价格高昂。“最夸张的一次是网线，越南本地的比深圳的贵60%。”一位越南中资企业负责人说。

先一步来到越南的果链巨头们，又是各自供应链的链主。“我们肯定也会要求供应商来做配套。”

越南政府不甘心只做来料加工，而是规定产品要从越南出口，必须获得越南制造（Made in Vietnam）的产地证，其中一项标准就是产品必须有30%以上的成本在越南本地产生。

徐进所在的公司为富士康、立讯精密、歌尔等果链企业供应设备，在收到苹果转移的要求后，没有过多犹豫。做这个决定，除了硬性要求的考虑，也有对苹果的信心：“苹果不仅是客户，也是导师。”

这家公司加入苹果供应链近十年。早期创业时，产品还很低端，但在随后的十年里，苹果对中国供应链企业倾注了大量心力，协助供应商研发创新、改进工艺、规范生产流程，给予从设备到技术的指导。十年来，苹果的订单量和利润相对稳定，且账期短，做苹果的订单让他的公司资金周转率大大提升。

徐进把果链外迁视作一次走出去的契机。“如果不是苹果，我们不会想到可以向外走。这是我们能力又一次提升的机会。”

何森在消费电子行业工作了20余年，他所在的企业为歌尔、瑞声等苹果耳机供应商提供扬声器材料。他告诉《财经十一人》，歌尔也希望他们搬去越南，但他们暂时还不敢搬。

扬声器、摄像头模组类的产品在电子行业中属于精密部件，已经是产业转移里相对靠后的环节。

“我们太上游了，都是中型设备，投资打底千万元级别的，中间部件、做加工的买几台二手设备，加上场地投资可能也就百八十万元。”何森预计，轮到材料端去越南做配套大约还要十年。

这批暂不打算重资产投入的企业，也在越南布下了据点，成立贸易公司、代表处，负责对接客户、售后服务。

先卡位——新到场的供应商们大多怀揣着这样的目标而来。新兴国家越南不乏机遇，但也风险四伏。入场太晚，竞争力不足；入场太早，又无法承受亏损。

人们时刻揣度着、判断着，何时是自己所在的细分赛道里最好的时机。“客户都到越南去了，你无非是在什么节点到越南去而已，迟早的事。”何森说。

越南看起来像是中国制造的外延。许多初来乍到的中国人都喜欢描述越南像多少年前的中国，但何森准确定位到了年份，“2005年左右”。

这一趟越南之行，他看到了过去中国电子行业的倒影。2005年前后，中国电子产业的后端布局基本完成，主要生产国产手机，直到2010年苹果发布划时代的智能手机iPhone4，手机及电子制造业乘风而起，打响了中国制造——越南缺少的，是一个“iPhone4”时刻。

在苹果业绩衰退、消费电子行业低迷的时期，人们交错占位，盼望着这个时刻。有规模的企业很快下定决心、逆周期加注越南；小企业更三思而后行，但有不少也愿意租下一间办公室，保持观望。

向外走的果链从业者们有着潜在的共识：如果未来再出现一个iPhone4般的产品，要做好苹果大概率不再眷顾中国的准备。